樱花树下鼎宝融,一个面容冷峻的武士,手持短刀,为了荣誉和忠诚,毅然决然地刺向自己的腹部……
这个场景,在无数的电影、动漫和文学作品里被反复渲染,几乎成了武士道精神最极致、最悲壮的代表。
实际上,“切腹自尽”根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
甚至,他们热衷的这种行为,只有极少人能够做到,所谓的“武士道”精神,就是一个笑话。
被神化的武士道
切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,是因为这个行为被包装得很“高大上”。
比如,打了败仗,没脸见江东父老了,切腹!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,不想蒙受不白之冤,切腹!主公死了,作为忠心耿耿的家臣,得追随而去,这叫“追腹”,也得切腹!
展开剩余92%甚至在江户时代,切腹还成了一种官方认可的、专属于武士阶层的“荣誉死刑”。
普通人犯了死罪,就是砍头或者绞刑,但武士就可以被“赐死”,体面地切腹。
连死法都分出了三六九等,切腹俨然成了武士身份和特权的象征。
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要选择剖开肚子这么一个痛苦无比的方式呢?直接抹脖子不是更痛快吗?这就得提到一个关键人物,这个人就是新渡户稻造。
他在那本大名鼎鼎的《武士道》里进行了解释。
他认为,古代的日本人相信,人的灵魂和情感都藏在肚子里。所以,把腹部剖开,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掏出来给世人看,证明它是干净的,还是肮脏的。
这一下,切腹的哲学高度就上来了。
听起来确实很有深度,也很有仪式感。
一个武士,在生命最后一刻,用极大的毅力忍受剧痛,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内心,这画面确实充满了悲壮的美感。
正是基于这种被美化和神化的诠释,切腹才从一种单纯的自杀方式,逐渐演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典范。
而且,切腹的仪式也越来越讲究。地点要选在清净的寺院或者宅邸,地上铺着白布,旁边可能还有精心准备的“辞世诗”。切腹者本人要沐浴更衣,穿上白色礼服,从容赴死。
整个过程,追求的就是一个“体面”和“从容”。这种对死亡过程的精心编排,让切腹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庄严的表演,而不是血腥的死亡。
可以说,日本的武士阶层,用几百年的时间,成功地将一种极其残忍的自杀行为,包装成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文化图腾。
但恰恰是这种过度的包装和美化,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埋下了伏笔。这种听起来如此悲壮、充满仪式感的死法,真的像它“演”出来的那样“干脆利落”吗?
根本无法独自完成“表演”
说到这里,我倒是想到一个核心问题:一个人,真的能靠自己的力量,用刀捅进肚子,再划开一个足够致命的口子,然后“从容”地死去吗?答案是,几乎不可能。
切腹的过程有多痛苦,这是难以想象的,而且死亡过程非常缓慢。腹部神经密集,用刀刺入并横向或纵向划开,带来的剧痛是超乎想象的。
除非正好刺穿了主动脉,否则这种自杀方式的致死率并不高,人会在剧痛和失血中挣扎很长时间,短则几小时,长则可能超过一天。
在这种情况下,什么“从容赴死”,什么“保持尊严”,都成了天方夜谭。一个在地上疼得打滚、哀嚎的人,跟“体面”这个词可沾不上半点关系。
正是因为切腹太痛苦、太折磨人、太不“体面”了,所以日本人才“发明”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,这个角色叫介错人。这个词听起来文绉绉的鼎宝融,说白了,就是“补刀的”。
当切腹者把刀刺入腹部(甚至只是做出刺入的动作)之后,站在他身后的介错人会立刻挥刀,砍下他的头颅,以结束他的痛苦。
这下子,事情的本质就变了。所谓的切腹自尽,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变成了“砍头”。
那个切腹的动作,很多时候只是一个“起手式”,真正致命的是介错人那一刀。
这就好比一场魔术表演,观众的注意力都在魔术师华丽的手法上,却忽略了旁边那个不起眼的助手,而那个助手才是完成魔术的关键。
介错人的存在,直接戳破了切腹是“靠自己毅力完成光荣之死”的神话。
到了江户时代后期,切腹的“表演”性质越来越浓厚,甚至发展出了一种叫“扇腹”(Ogi-bara)的形式 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切腹者连短刀都不用了,直接拿一把扇子在肚子上比划一下,就算完成了“切腹”的动作。
然后,介错人心领神会,手起刀落,仪式结束。这已经不是“作秀”了,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“欺骗”。
大家要的只是一个“我切过腹了”的程序,至于怎么死的,根本不重要。
1970年,作家三岛由纪夫便是“切腹而死”的。
他算得上是最后一个试图践行古典武士道的狂热分子。然而,他切腹后,给他当介错人的同伴因为紧张和技术不佳,连砍了三次都没能砍下他的头,最后还是换了另一个人才完成“介错”。
整个场面混乱不堪,充满了痛苦和狼狈,与武士道所宣扬的“从容”和“美学”没有半点关系。
所以,当一个号称代表着终极勇气的行为,却需要一个助手来帮你“了断”,甚至最后演变成用扇子比划一下的滑稽戏时,支撑着它的那种所谓的“精神”,还能剩下多少分量呢?这不禁让人怀疑,被吹上神坛的武士道,是不是从根子上就有点问题?
所谓“武士魂”早已被扭曲
切腹有多“伪装”,就连给它提供理论支持的武士道精神,其“纯洁性”也大有问题。
很多人以为武士道是自古以来就有的、一成不变的武士信条。但实际上,我们今天所熟知的“武士道”,很大程度上是近代被“发明”和“再创作”出来的。
日本历史学家,比如著名的津田左右吉,就毫不客气地指出,历史上的日本武士,充满了背叛、内斗和“下克上”(即下级反抗上级)的行为,跟所谓的“忠诚”根本不沾边。
他认为,明治维新之后,一些学者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独特的“民族精神”,才刻意编织出了一个被美化、甚至神化了的武士道幻象。新渡户稻造的《武士道》一书,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用英文写成,主要面向西方读者,其目的就是给新生的日本帝国塑造一个高尚、文明的道德形象。
说白了,这就好比开公司要做品牌包装,把一些零散的、甚至互相矛盾的价值观(比如忠诚与下克上),筛选、提纯、美化,最后打包成一个叫“武士道”的精美产品,用来提升民族自信和对外宣传。
而切腹,作为这个产品里最引人注目的“爆款”,自然也被赋予了各种崇高的意义。
然而,这个被精心包装的“武士道”,很快就走向了它最黑暗的一面。
进入20世纪,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抬头,他们发现,武士道简直是绝佳的洗脑工具。
他们将武士道中“对主君的绝对忠诚”偷换概念,变成了“对天皇和国家的绝对愚忠”,把“不畏死亡的勇气”扭曲成了“毫不在意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残暴”。
在这种被曲解的武士道教育下,切腹的意义也彻底变了。它不再是为了维护个人名誉,而变成了强制性的集体行为。
在二战战场上,当日军战败时,指挥官会逼迫士兵集体“玉碎”,拒绝投降。
实际上,这和古代武士为了个人尊严而选择切腹,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。
这是一种用集体主义和国家荣誉,来绑架个体生命的极端做法。
根据一些统计,尽管日本军方大肆宣传“玉碎”精神,但在整个二战期间,真正选择切腹自杀的日军军官数量也并不多,远没有宣传中那么普遍。
大多数士兵还是在“万岁冲锋”中被动地死去,或者成为俘虏。
一方面,军国主义政府把武士道和切腹捧上神坛,作为激励民众和士兵的最高精神信条;另一方面,无论是高层还是底层,真正去践行这种“终极信条”的人却寥寥无几。
被扭曲的武士道精神,在很多时候,只是统治者用来驱动他人去送死的口号,一个听起来很美,但谁信谁就输了的“精神陷阱”。
中国的“剖腹”与日本的“切腹”有何不同?
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剖开自己肚子的这种自尽方式,并非日本独创。
在中国古老的典籍里,其实早就有类似的记载,我们称之为“剖腹”或“刳腹”。
比如,《吕氏春秋》里就记载了一个叫弘演的忠臣。
卫懿公被杀后,弘演赶到现场,看着主公的尸骨,悲痛欲绝,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:剖开自己的肚子,把卫懿公残存的肝脏纳了进去,然后才死去。
这就是以前我们听到的“弘演纳肝”,它的核心是“忠”。此外,史书里还有“苌弘化碧”的典故,说的是周朝大夫苌弘含冤被杀,他死前也曾剖腹以明心志。
还有战国时期的刺客聂政,在完成刺杀任务后,为了不连累家人,也是自己毁容、剖腹而死。
看到这里,有人可能会说:“看,日本的切腹果然是从中国学去的!” 这种说法确实存在,而且有一定的市场。
毕竟,古代日本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。但是,我们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一个根本性的区别。
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,剖腹是一种极其罕见的、非常态的极端行为。它之所以被记载下来,正是因为它足够震撼、足够不寻常。
这些行为通常与“鸣冤”、“证清白”或者表达“极致的忠义”有关。但它从来没有,也从未想过要发展成一种制度化、仪式化、甚至值得推崇和模仿的“文化”。
我们的主流文化,从孔子的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,到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大众观念,都决定了“剖腹”不可能成为一种值得骄傲的死亡方式。
而日本则完全不同。他们把这种行为接了过去,然后进行了一番“精装修”。
他们把剖腹升级成了切腹,给它制定了严格的流程,配上了介错人,赋予了它神圣的哲学含义,并将它与武士的身份特权牢牢绑定,最终把它变成了武士道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“明珠”。
这就好比,中国历史上偶尔有人会用这种方式自尽,像是一种悲壮的感叹号;而日本则是把这个感叹号提炼出来,写成了一整本语法书,要求武士阶层都来学习和实践。
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就能明白,切腹的“笑话”之处,不在于剖肚子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么独特,而在于日本文化对这个行为进行了过度的、不合常理的“拔高”和“美化”。
他们硬生生将一种反人类的、极度痛苦的自残行为,塑造成了荣誉和精神的象征。
这种文化上的“魔改”,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。
今天,在日本,切腹已经彻底成为历史的尘埃。除了在影视作品里,比如小林正树的经典电影《切腹》(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在批判武士道的虚伪 ,你几乎再也看不到它的踪影。
那个曾经被高高捧起的偶像鼎宝融,终究还是倒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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